陈光尧先生目前安葬于居庸关长城脚下美丽的凤凰山陵园内，下面是其女写的关于陈光尧先生的事迹。

1956年我国颁布《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距今已走过整整五十周年的历程。2006年7月16日也正是这《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我的父亲陈光尧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
五十年来，简化汉字的推广应用已深入人心，并融入到科技飞速发展的各个领域。联合国已确定“简化汉字”为法定的汉语文字。在今天，简化汉字为我国亿万人民乃至国际友人学习、书写简化汉字省时省力，为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为当今汉字快捷方便地输入电脑奠定了牢靠的基础。然而，在倡导和推动简化汉字运动的整个进程中，我的父亲陈光尧却经历了异常的艰辛与磨难。
自1926年起父亲陈光尧在祖父陈晓耘（孙中山秘书）的影响下，就开始提倡普及民众教育，以启蒙大众、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为己任，将毕生致力于简化汉字的研究与推广当中。在三四十年代，他就被文化名人黄警顽先生誉为“提倡简字运动最勇敢的，且成绩又最惊人的一位急先锋”。

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0年应吴玉章先生的亲笔信邀，来京协助筹备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3年举家迁移来京工作。他将解放前积累了几十年的文稿资料进行了严谨的归纳整理，亲自参与起草了我国1956年颁布的《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先后出版了关于简化汉字的大量书籍。在推广简化汉字几十年如一日的过程中，他始终如一、坚韧不拔，顽强地拼搏着，直至1972年临终前，他仍强忍着癌症带来的剧痛，依然用颤抖的手修改着他1966年文革前就已经起草并刻印成册的《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微弱的力气让16岁的小儿子将稿件送到国务院后，于1972年6月21日下午4时走完了他为简化汉字事业奉献了一生的路程。享年六十六周岁。
祖父陈晓耘的人品为父亲一生打上深刻的烙印父亲陈光尧，字启明，1906年7月16日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中一个世代酷爱研究中国古文物的儒商之家。曾祖父陈云门先生祖籍福建龙溪，因酷爱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对关中地区的名胜古迹

，尤其对金石等文物倍加珍爱，故从福建龙溪移居至陕西汉中多年。从武汉的汉口沿汉水而上，直至陕西的各大码头都设有我们陈家的银号和堆栈，陈家积累了百万资产，成为陕西省汉中地区最具盛名的巨富。不幸的是曾祖父云门先生年近而立之年便已仙逝，祖父陈晓耘便继承了家业。
祖父陈毅，字晓耘，又字五峰，号如是庵主，晚年别署农亚。清咸丰九年(1859年)生于汉中城固关丰乐桥街。其生性敏捷，学习刻苦，对书法尤感兴趣，常鸡鸣而起，展纸挥毫，孜孜不倦。于光绪年间考取贡生，进入京师国子监学习，结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清朝末年，政治腐败，人心思治。他愤然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1912年2月，省民政厅杨鼎臣派他为汉中自治督办。他在汉中各县发展同盟会会员，建立同盟会组织，受到上级嘉奖。1913年被选为省议员。成为民国后第一届国会参议员。1916年任县劝学所所长，后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曾护法广东。孙中山在广东任大元帅时，聘请陈晓耘担任元帅府秘书，并历任大元帅府参议，协助孙中山处理军国大事。
祖父不仅书法造诣很深，而且精于金石篆刻、吟诗作词。曾徒步游访祖国南北，临摹碑帖，遍访

名师，力求精进。后经钱塘书法名家毛鸿指点，书艺进展更快，其运笔圆润有力，苍劲豪放，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赏识。民国十一年应孙中山邀请由徐杭章炳麟撰、城固陈毅（晓耘）书石、为原国会议员李国定之母李母饶太夫人篆写墓志铭（详见：图片）。
在中国书法界中，他极力推崇大小篆及钟鼎文，更能融汇古今各书体之长，自成一家。他所绘的山水，人物，翎毛，花鸟无不如生。但只可惜他性情过于孤高，既不求闻达，也不喜欢以浅易之书画而名世，更不肯以“字匠”之称留于后人，随即将作品烧掉，不肯示人。他对己要求过于苛刻，常自谓：“须读书习字八十岁之后，方可为人作文作书。”他曾与吴昌硕、章太炎（炳麟）等名家交往甚密。在书画界中，众多著名要人，如：章太炎、胡笠僧、吴昌硕、于右任、王用宾、焦易堂……都极力推崇晓耘先生的书法，在清末民初的士林中，盛有“南康（有为）北陈（晓耘）”之称。但由于晓耘先生个性怪异，家中贵重之物可以任人索取，而墨迹则不为常人所得。除几个穷学生与至交外，几乎无人可以问津。他那求实而不务虚名的人品与精神，给父亲陈光尧的一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祖父一生行侠好客，酷好交友。家中常川流不息迎往宴请众多来客，数百金之财物，不吝千金一掷，亲友可以随便获取，而不求归还。不到十年光景，便将百万巨资施舍一空。直至最后自家以典当为生，还不忘资助他人。他研习中医，更能以医名世，施药救人。所以自旧国会同仁、及广东帅府同仁，均为晓耘先生的气节和艺术所敬仰。然而晚年他愤世嫉俗，弃官为民，自称“斗山居士”、“聋哑半盲人”，居于北京，开设“如是庵书法社”。1925年孙中山在北平病逝，他自书约一丈见方的“民生未有”四个大字，拟将来前往南京谒总理陵墓时赠之。不料于1927年秋先生终因生活之困，忧劳而逝。享年六十八岁。祖父一生力学不矜，只是抱负未遂，这不仅是先生的遗憾，也是中国书画界的一大不幸。

祖父的一生不仅对金石、书画、诗文、篆刻无不精通，更擅长研究中国古文字的演变。他对甲骨文、金文、篆书到隶书的演变过程有着极深的研究。因此，年少的父亲耳濡目染了中国文字演变进化艺术的博大精深，在祖父的影响下，他心中渐渐地滋生了要将中国这繁杂的文字进行改革的念头。他意识到，只有把汉字简明化，才能更有效地普及民众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成为强国、强民的唯一动力。就这样他渐渐地把自己的一生与简化汉字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父亲幼习经史、酷爱国文并好西文。1919年小学毕业后随家到京，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后跳级考入了北京私立民国大学本科国文系，有雄厚的国文功底，并富维新思想。他年仅十八九岁就在祖父的影响和支持下渐渐地开始汇集、编辑简字论文。1926年春，他年仅20岁编辑的《简字方案》已具雏形。1927年元月，祖父陈晓耘为此书写下了极为珍贵的《序》。（此〈序〉最终成为父亲一生从事简化汉字工作的唯一准则）。《序》中写道：
“中国古来造字，本六义以为体用，一字有一字之定义，吾人不研究小学《说文》，终莫知其底蕴……今欲删繁就简，改难为易，诚属醒快便利之善举。而其促进中国教育，提高中国文化，关系尤为重要……故着手（简化）先必根据《说文》字体、字画、字音、字义，作精密彻底而有系统之讨论……凡一切删除改革均有依据，意义确凿，不必牵强撮合反生障碍。如是，既不悖古，而又能通古，且能用古适今，则简字原案绝无不为国人所通过推行之理。”
同年9月16日祖父终因生活之困而仙逝，父亲只得弃学谋生。从那时起，在国人对于汉字改革运动还不注意的时候，父亲便开始潜心研究汉文简字学、并整理通俗文艺、研究中国民众文学等。他不断撰写论文，在南北各报章杂志上极力鼓吹简字主张，引发社会讨论。例如：《语丝》周刊、《上海民国日报·觉悟》、《新闻报·学海》和当时的《申报》、《时报》、《论语》半月刊。那时，北平各报以及大小刊物数十种，几乎无不连续载有他的简字著作。这些论文，共约三十余万言，已由他集为《简字论集》四册，分别出版。20世纪30年代初，他还仅仅是个弱冠青年，便在全国尤其是文化界引起很大的震动。而且他还经常把自己的著作广泛赠送给众多著名学者和爱国友人，如：鲁迅、蔡元培、冯玉祥、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胡适之、黎锦熙、景梅九、吴稚晖、李公朴、王云五、高梦旦、李石曾、高鲁、张元济诸君，恳请得到先辈们真诚的批评和指点。
当时，在上海等地掀起了各大报刊杂志广泛讨论简化汉字的热潮，这一文化运动引起了各界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父亲在他的《三十言志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努力仍奋斗，辛苦约一年；《语丝》各刊物，载文广流传。十七十八年，沪报多同情；遍登拙作稿，国人始相惊。当时《新闻报》，初刊简字作；引起响应文，绵延至数月。
影响可见一斑，黄警顽先生说：“前后在国内造成好几次极浓厚的简字风气，次次都是他的大作领头，引起了无数的同情文字继续讨论。近十年来主张简笔字的种种运动，其主动人还是陈君”。“他自己虚心研究，不求名利的学者态度……在数年间，全国著名的报界文豪徐凌霄先生再三撰文誉扬陈君的著作，并称他是‘中国的模范青年’，这几个字陈君当之实任无愧。”
冯玉祥赞誉道：敬先生之苦心，毅力；佩先生之勇往直前
父亲的一本《三十言志诗》，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他的了解。此书题为“简字丛书别集”，1936年

10月由黄警顽资助印行，封面由父亲自题书名，饰以“平辰”绘制的一幅图画。图画描绘海浪翻滚中的一叶小舟，舟身大书“简字运动”四字，舟中数人，或持杆远眺，或援手救溺，着力表现简字运动开拓者不畏艰险、克服困难的坚定信念，同时也反映出父亲从事简字运动一生的真实写照。（附：封面照片）
此书内容较多，信息丰富。首先是父亲对两位资助简字工作恩公的《致谢》
一位是热心国民教育、提倡民众识字的冯玉祥先生，他读了父亲的《简字论集初稿》后，“颇为同情。即派员至北平相访，并惠亲笔长函，备言器重及赞助之意。后又赠款三千元，以为研究之费。”（附：冯玉祥先生信）冯玉祥先生原信如下：
光尧先生：
顷接大教得悉一切。前寄之物，兹未收到，唯此次收到论集一本。详看数遍，敬佩之至。敬者，敬先生之苦心、毅力；佩者，佩先生之勇往直前。当我国日开倒车至今日，多数人正在复古，正在保守，正在唯旧是复，正在迷信神仙之际，而先生能打破一切难关，始终往新的道路，方便的途径，有实在用处上致力，诚不多见也，诚难多见也！祥，素乏学识，唯决心与一切旧的、不合实用的战斗！凡与大多数人无利益的，均要打破他，铲除他，不留他，彻底改造他，必须与普通大众有利益、有幸福而后止。然因此所受之攻击、之詈骂亦实不少，但我心中颇觉快慰也。先生有此伟大之魄力，有此创造之精神，想必不免遭遇许多阻难讥刺之事，尚望不畏艰险，奋起极大之勇气向前干去。此事是千百年之事业，乃为大多数幸福之事功，当然经过种种困顿也，其努力焉，其努力焉！至书中何处应增，何处应减，何处应改，何处应去，我是个兵出身，我是个粗小子，实不敢赞一词也。其他如有我能帮忙之处，极愿竭尽棉薄也。

另一位，则是时任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的李石曾先生，1930年1月他曾收购父亲的《简字方案》书稿，拟作为中法大学研究院的《学术丛刊》出版，后又曾连续两年以助理研究员的名义向父亲致送研究津贴二千四百元。　
再有高梦旦、王云五两先生，由商务印书馆致送津贴一千一百元，资助父亲研究一年。但父亲却说：“商务为书店，并非政府学术机关，此项津贴只可作为借款，早晚仍必归还，对商务美意绝对不肯接受。”由此可见父亲的人品与美德是由来已久的。
书中还珍存有蔡元培先生的题词及（照片左起）王云五、蔡元培、李公朴、蔡周峻、黄警顽、父亲陈光尧、张元济、高鲁参加高梦旦先生追悼会时的珍贵合影，以及吴经熊、奚玉书、刘仁航等人的题词、书札。
著名法制学家吴经熊先生以“五言体”诗的形式，褒奖了父亲多年来吃苦耐劳的精神：>汉中有奇人，落魄在江南。意气贯六合，名利非所贪；但能维生计，野疏亦自甘。遭遇皆荆棘，呕诗画彩昙；深得穷通理，祸福互相含。天意我已会，人间留美谈。
此外便是黄警顽先生的《序》、徐凌霄先生的《评语》、父亲的《自序》、《本诗说明》。以及简字运动的资料与国民政府的有关公函、父亲的《简字研究报告》、《简字选举例》，以及父亲的《五年著作计划》等。
父亲的这部书，主要是以“五言俗体诗”的方式对自己的身世、经历、简字运动等诸方面的叙事与抒情而作。蔡元培先生的题词扼要地概括了他的这一特点：
“诗以言志，本无取于雕琢与堆垛。唐人诗，各体皆备，而白传之作，老妪都解，初不必人人皆为长志之呕心、东野之苦吟也。陈光尧先生之诗，简要明通，与其平日所研究之简字相称，诚出色当行之作也。”
黄警顽先生在《序》中写道：
“对于朋友中发奋有为的少年人，而又能精研专学者，更要深致敬畏之心：敬者敬其人格之伟大，畏者畏其来日之无穷。如敝屣富贵，潜心学问的陈光尧先生，便是我近年脑海中这种印象最深刻的一人。”
为了切实有效地普及民众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在1930年底，年方24岁的父亲，就发动

社会上热心关注简化汉字运动的有识之士，聚集在一起成立“中华民国汉字改革研究会”并亲自起草了汉字改革研究会的宣言及章程。他在宣言中写到：“综上所述，我国民生之窘蹙，政治之紊乱，地位之低下，民生之危殆，其根本原因，皆由于国民之大多数不识字”。经过长达七年之久无数次的申报请求，最终于1937年11月1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训练部批准，由发起人陈光尧为代表的（上方命名为）“中国文字改进学会”获准成立。父亲一生放弃过无数次仕职，却始终把简化汉字与国家、民族的危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父亲在事业上是勤勉的，是胡适眼中的“痴人”，也是胡适预言中“必定成功之人”。他博览群籍，笔耕不辍，30岁上，除已著有民间文艺丛书、杂著约一百余万言外，著有简字著作多种，包括《简字方案》、《简字论集》、《简字论集续集》、《简字偏旁表》、《常用简字表》等共约五十余万言，而父亲尚未脱稿的著作更有数百万言之多。如：《中华简字典》正在编辑中约有五百万言之多，篇幅浩大，完成如此浩繁之作，难度之大，绝非个人之行为。他希望得到社会名人的支持及政府的关注和资助。面对社会上的反响，黄警顽先生说道：
“上海存文会的领袖江亢虎、高潜子两先生，便是称誉陈君著作之人。此外，中央要人如：蔡元

培、李石曾、吴稚晖、于右任、冯焕章、张浦泉、陈立夫、焦易堂，以及在野哲人如：钱玄同、王云五、郑振铎、周作人、鲁迅、刘仁航、陶行知、姬觉弥……诸公，亦莫不称赞陈君简字典等书之详博。”
黄先生认为1935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并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以及同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共324字，不久收回），这一切都离不开父亲的推动工作。
父亲研究简化汉字的指导思想，始终主张文字应当以人为本——“文字附属于人类，非人类属于文字；文字应迁就人类，不可人类迁就文字”，因此，推行“识字运动”不是根本办法，是误以人类为文字的“附庸”，也无法取代“简字运动”。他把整理编辑全部简字的困难作了形象比喻：搜集简

字材料，如淘沙金；列举简字根据，如理乱麻；选定简化字体，如钻牛角。主张爬梳、辩正、整理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可以依赖专家个人，并“以六书原则完善其自身”，而最终选定字体则应公议公决。
1933年林雨堂先生邀请父亲精选出三百个简化字予以发表，而父亲即兴之下精选出《简字九百个》发表于《论语》半月刊中。
1934年父亲将自己精心汇集了多年的《中华简字典》数次函请教育部，请其提倡简化字，但均未答复。不得已，他又转请军事委员会予以赞助，幸蒙蒋委员长两次来函，后又数电教育部，嘱咐立即提倡简化字。而该部则以《简字典》等书规模过大，未能成全。林雨堂先生提议邀请赞成简化字的文化名人共同出面函请教育部，于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终于公布了324个简化字。然而“第一批简体字表”遭到了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极力反对，于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的命令，停止以政府名义支持简化汉字的推行。在遭官方的冷漠与反对下，父亲对这次“卞和献玉”的请愿经历，在诗中慨叹道：
此虽系私稿，亦实为公田；达官忽国本，常人忘真诠！迩来尤觉苦，所事竟无成；秦皇今何在？简字难早行。风叹世运否，鳞伤大道穷；人鲜怀远见，谁为表幽衷？成功期将来，中阻原非忧；青春逝不返，白首最堪愁。
虽出语悲愤，但仍志存高远而满怀希望。
黄警顽先生深抱不平道：“总觉得他以‘卞和献玉’之心，而遭遇屈原被放之遇，这是我们整个国家和全部人民的大损失，也是我国学术界无热情的大羞耻。”
1936年11月，父亲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逆境中，在浪尖上，他将又一部《常用简字表》（3150字）出版发行。父亲在倡导和推广简化汉字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所起的作用，正像林语堂先生1933年《论语》中所讲：“本来汉字应有较系统，较彻底的简便化，陈光尧先生可以说是走上这一条路的第一人。”
其实，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文字由繁而简本是一般的规律，而在民间约定俗成的基础上，通过

系统化、完善化、标准化的工作，才能达到化俗为正和有益于社会与民众的目的。父亲曾断言：“我国如能推行有精义的简字，自然于普及教育之外，还可以发扬文化，富强国家。既挽救目前不保之危，更洗近年外侮之耻，这是当然的收获。”
他那教育救国的理想始终坚定不移。多年来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勇敢地拼搏与奋斗。以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赢得了众多著名学者、爱国人士的热情支持、同情和资助。更值得欣慰的是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关注，他在日记中曾六次提到父亲的简化汉字工作。在病中还为父亲寄来两封十分珍贵的信函。鲁迅先生信中写道：
“两蒙惠书，谨悉一切，先生辛勤之业，闻之以久，夙所钦佩……”
“蒙惠书并瞟大著，浩如河汉，拜服之至。尚有刊行者，则名利兼获。当诚如大扎所云，际此时会，具此卓见之书店，殊不可得……”
话语虽少却字字千斤，表达了他对父亲在简字汉字事业上不辞辛苦的劳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有幸与连震东（连战之父）相识并合影,他无心为优仕、安守淡泊旨
1932年初，父亲应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京筹备委员会副委员长杨虎城将军的邀请来到西安。

为陕西省政府写一部《西京指南》，对陕西省近期的一切情况以及西安古迹等诸多方面进行全方位调查，作为筹备陪都之参考。因父亲生于汉中，且系孙中山秘书之子，有着雄厚的国文功底，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重任，授命为西京筹备委员会秘书室主任及文化专员等职。到西安后，他有幸与祖籍同是福建龙溪的连震东（前国民党主席连战之父）相识，远在异乡故土的乡土亲情，使他们一见如故，几次外出调查都相约同行。1932年7月9日，父亲随原中央委员张浦泉先生外出调查，路过汉代征西大将军霍去病墓时，墓前许多巨大的精美石雕令一向对古文物倍加珍爱的张浦泉先生留恋往返，只因未带相机而倍感遗憾。后商议决定次日邀请老碑帖师一同再次前往，以便留下珍贵的石雕拓片及合影。次日清晨父亲高兴地邀请了同乡好友连震东一同前往，并在霍去病大将军墓的石牛后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由于父亲办事精明、对各项事务都格外精心专注，深得原中央委员、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浦

泉先生的青睐。在随张先生一同游览环境优美清静的杜甫祠时，张先生深知父亲生性好静，便嘱他在此静养著书，他乐而应之。每日除辑文阅书之外，还时常与童仆及牛头寺哑僧一起清扫院子、修筑道路、整理院中花草。虽童仆已深感厌倦，而他却兴致勃勃。常被众人视为“自低身份的愚人”，他却一笑置之。
在西安的这段生活，父亲倍受领导的关怀与器重。这是自祖父离去后，他生活得最幸福、最安逸，条件、待遇最优越的时刻。然而在完成西安的任务，并著有《西京之现况》后。他“无心为优仕、安守淡泊旨”毅然辞去这份安逸舒适的工作，再次回到京沪一带，继续从事他研究简化汉字那朝不保夕的艰难生活。他在治学道路上充满了艰辛：常以多病之身，还要忍饥挨饿，全家人曾一度数日粒米未进，只得靠院中的三棵枣树充饥才挽救了全家人性命。
父亲70多年前的人品与秉性始终贯穿于他的一生。1956年我国颁布了《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之后，我家的住房问题得到领导的关注，组织上准备安排他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大院（原乾隆女儿和嘉公主府）内，但他却偏选在附近的一个平民百姓宿舍中。身为一个对国家有着重大贡献的学者，在这个院中，他的身份、地位、学识都是院中最高的人。然而每天清晨五点钟，天一亮他就开始清扫前前后后的整个院落。院中的男厕所轮到谁家都无人打扫，而他却见不得一点肮脏，见脏就扫，用炉灰渣去清垫，打扫得非常干净。时间长了，无形中打扫男厕竞成了他的“专职”工作。我们做儿女的实在看不过去，反对他再管闲事，他却依然如故，总对我们讲：“我是在利用打扫卫生的时间来活动筋骨，换换脑筋。既方便了别人，也方便了自己，这不是很好吗？”街坊邻居不仅敬佩他的人品，更敬佩他的学识，无论什么偏字、难字每当问到他时，他都会耐心地把字音、字意及演变过程都说的一清二楚，而且在《康熙字典》的那一册、那一段也是脱口而出。邻里们亲切地称他是难得的“活字典”。几十年过去了，院中的老邻居们，谈起父亲时都赞不绝口地讲：“在这个世上，我们再也找不到像你父亲那样：心怀坦荡、学识渊博、人品这么高尚、这么伟大的人了。”
简化汉字使父亲与毛泽东、周恩来、邵力子结下书信之缘
抗日战争时期，举国上下到处动荡不安，人人都处于颠沛流离的患难之中。父亲也随众多文化界人士转移到四川等地。为了在全国更广泛地推广简化汉字，1939年父亲分别给毛泽东、蒋介石及各界知名人士寄去大量简化汉字的相关书籍。1939年2月，他在四川重庆时接到邵力子先生的亲笔信函，谈及简化汉字问题后，便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以便共同从事文字研究工作。并附有两张入党申请书，请他填好后寄去。（因邵力子曾是继杨虎城之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父亲便欣然同意了。随后他接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送来的一份“特别党员”的证书（凡由中央委员介绍之人，均持有“特别党员”证书）。父亲天真地认为自己已是国民党成员，便于1939年5月他再一次上书蒋介石，请求国民政府对“中国文字改进学会”给予拨款支持，但“国防部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的答复却是：“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简体字暂缓推行等因，中国文字改进学会旨在研究并推行简体字有碍中央政令未便赞助”，并称之为“私人学术之研究不得轻易推行，免生流弊”。这个回复对于父亲来说无疑又是当一头棒，父亲仅仅以他个人的微薄之力，却从事着一项旨在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了这一事业他历尽了千辛万苦，却屡遭磨难。他振臂高呼“虽九死其犹未悔”，即使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他依然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忍受着“公家”的轻慢和缺乏精神慰藉的打击，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时“所受人情之愚弄，环境之刺激，又复日甚一日”。自那以后，在国民党中他再也没有从事过任何简字学术活动。（以下是国防部的回复）
1939年春夏时节，父亲相继收到毛泽东主席长达6页的书信及周恩来总理十多封书信。毛主席提出：“如用这简字，可以把现在所有汉字的笔画进行缩简，这对于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和无数孩子将是何等伟大的一种便利。”从此，在解放区掀起了学习简化汉字的热潮。（摘自父亲1953年自传中的回忆）。当年他曾听说周总理来到重庆，便携带书信多次前往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却被特务跟踪发现，经历了多种周折也未能相见。为防意外，他只得将毛泽东、周恩来的书信用报纸藏糊在房顶。不幸的是，经敌机连续多日的狂轰烂炸，房屋被炸，这些最珍贵的书信就这样消失了。房屋被炸后，他辗转来到广西，得到徐悲鸿先生的热情关照，并邀请他住在自家的楼上。
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十分关注父亲的简字事业，并邀请他前往延安。但遗憾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书信已无，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刚刚批准由他发起的“中国文字改进学会”获准成立。面向全国更广泛地推广简化汉字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且1939年初他又曾加入过国民党的简短经历使他忧心重重、种种担心、内疚、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使他这极具自尊的文人始终没能踏上奔赴延安的路程。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父亲曾给毛主席寄去两封关于简字问题的信和附件，并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回复，告知“你寄给毛主席的两封信及附件都已收到。关于文字改革的问题，已转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研究。”
应吴玉章先生的亲笔信邀，他来京协助筹备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调令，举家迁移来京工作。父亲来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汉字的研究工作。从此，他便把解放前积累了几十年的文稿资料进行了严谨的归纳整理。陆续出版了大量著作：
1955年6月父亲陈光尧编著的《常用简字谱》，是根据1952年教育部公布的2000个常用字，例举出各种手写的简体字约1万个，作为选择标准的手写简体的参考资料，同时具备《常用字表》和《手写简体字表》的双重作用。此书的出版，不仅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国际友人的热情关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瑞斯登人民大学教授、汉语学家费·摩斯纳博士在德国高兴地买到这部《常用简字谱》，对书中“汉字笔画的统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引发出一篇《从统计眼光看汉字简化》的一封长信寄给父亲，从此他们便开始了友好的国际文化交流。
1955年9月父亲陈光尧又出版了《简化汉字》宣传手册，向全国亿万人民广泛宣传汉字简化的历史，为什么要简化汉字？汉字是怎么简化的？同时还告诉大家应该怎样来教、学简化汉字。为即将颁布的《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做好充分的宣传舆论工作，并为《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的有效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父亲亲自参与起草了我国1956年颁布的《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956年父亲同时发表的还有《简化汉字字体说明》一书，是针对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第一表》和《汉字简化第二表》所列的515个简化字逐个加以分析解说，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同时也是为了配合广大民众学好《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的一部姊妹篇。
此后父亲还陆续发表了《谈精简汉字》、《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第二批异体字整理表》、并参与编辑了1961年的《简化汉字总表》及1964年5月编印的《简化字总表》和《简化汉字总表检字》等影响较大的著作（这些书中，有一部分当年因不允许宣扬个人名利，而不能属名。但这些均是我们亲眼所见是父亲夜以继日的伏案之作），此外尚未发表的还有《简化字的笔画和结构问题》、《汉字构形零件表说明》、《关于汉字字型整理方案的几个问题》、《生僻地名字问题》、《简化汉字偏旁研究》、《部首简化草案》、《汉字中最难解释的干支问题》、《关于汉字六书的解释问题》、《新说文解字》以及1966年文革前已经起草并已刻印成册的《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等著作。父亲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声地辛勤耕耘，却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在中国文字发展的进程中，简化汉字的发展充满了艰辛，但父亲始终坚守在不脱离中国古文字渊源的基础上走汉字改革之路。
1956年6月23日他加入了九三学社，后成为九三学社文字改革分社的组长。
1957年，党中央国务院开展整风运动。国务院办公厅习仲勋先生先后两次来函，邀请父亲前往国务院，参加国务院高级领导层的整党整风活动。说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他的高度信任和关爱，并给予他参政议政的最高权利。
1958年父亲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各种义务劳动，去南口农场基地劳动、在修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时，父亲与朱德总司令的吃苦精神共同受到中央机关宣传喇叭中的反复表扬。
1962年，一桩“假冒周恩来总理签名的诈骗钱财”案，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当我们在广播里、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后，随同大家一起谈论时。父亲非常平静地向我们讲述：当时他曾作为文字专家应邀到总理办公室，全程参与了这项侦破工作，他从犯罪嫌疑人的笔迹中判断出作案人的基本情况，为破案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而当时我们全家人却全然不知。
文革初期，父亲因不能再继续从事简化汉字的研究工作，但又不忍荒废时光，便以母亲韩延儒的名义写下了一篇《骑自行车的哲学》，其中提到：“行人过马路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一看、二慢、三通过’、‘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交通哲理。交管部门领导十分重视，特派人前来致谢，并以此作为交通警言在全市广泛宣传、应用。
随之，父亲首批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派抢占了我家的房屋，将全家人赶入不足18平米的陋室中，无数珍贵的文物资料以及他视如生命的书籍、手稿都被洗劫一空。造反派还逼打他承认是钻入中央机关的特务……一系列无中生有的罪状、满肚子的冤屈、撕心裂胆的痛心导致他患上了可怕的癌症。面对18平米的陋室，已再没有了伴他一生的《辞源》、《辞海》、《康熙字典》……没有了他用心血和生命著成的书籍与手稿。他只有默默无声的哀叹，饱含热泪却又只能强咽而下的泪水，伴他度过了六十周岁的生日。几年后，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还要拖着体弱多病的身躯，被下放到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在凛冽的寒风中，白天他腰系草绳与原教育部部长周荣鑫一起艰难地挖猪粪清猪圈，晚上靠止痛片来减轻腰痛和胃癌引起的疼痛。他自知绝症缠身来日无多，收工后便伏在床沿边，修改着他长期汇集、精心整理、反复推敲了16年的《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父亲身为一个研究中国文字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一生与笔墨文字为伴，纸张笔墨单位完全可以提供，但他却公私分明、严谨克己。在干校中，他总是用旧烟盒给我们写家书，从不用公家一张纸写个人东西。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兢兢业业做事、本本分分做人；不拿他人一根稻草、不得分毫不义之财。”这已成为我们终生不可违背的家训。父亲的精神风范与他崇高的人品给我们留下了最最珍贵的财富。
1972年春父亲在多次吐血不止的情况下回到北京。病床边我们含泪扶他，他用颤抖的手用尽他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强忍着癌症带来的剧痛，顽强地修改着他1966年前就已经刻印成册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他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念：“只做生前事，不问身后名。”为了使身后的研究者少走弯路，他甘愿做铺路石子。让孩子将这部珍贵的研究资料送交给国务院后，于1972年6月21日走完了他为简化汉字事业奉献了一生的路程。
也正是父亲临终前的这部遗稿，再次推动了停顿多年的简化汉字工作，于1972年7月正式得到恢复。父亲的一生，始终是用自己的生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推动着简化汉字发展的进程。他治学严谨，每简化一个字都要做到“字字简化有依据，意义要确凿。”最初我国《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提交，是在父亲汇集整理、反复推敲了整整16年原有遗稿的基础上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反复修改而定。1975年秋国务院办公室领导传达周总理对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和《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意见时讲：“此事（简化汉字）主席说了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这一次才这么

一点？……汉字简化方案让群众讨论提意见，这一条好。”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文字改革委员会对（草案）又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整体简化字和偏旁简化字的数量，再次争求有关部门意见后于1977年底公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因社会反响较大，最终，国家还是废除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说明了国家对中国文字改革的严谨与慎重。
父亲的一生治学严谨、勤奋敬业、虚怀若谷、淡泊名利。生活中他却平和、淡然、谦逊、和蔼。生活低调、人品高尚。其功其德，泽被后世、名耀千秋。为中国的简化汉字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注：
蔡元培
1868—1940
浙江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
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章太炎
1869—1936
章太炎即章炳麟。字枚叔，号太炎，又名炳麟。浙江余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之一和近代国学大师。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曾经“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鲁迅语）。辛亥革命后，退居书斋，钻研学问，著述甚丰，粹然成为一代儒宗。

胡适
1891—1962
原名胡洪骍、嗣穈，字希彊，后改名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和一代国学大师。以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历任民国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逝世于台北。

冯玉祥
1882～1948
原名基善,字焕章。安徽巢县人。
民国时期军事集团“西北军”首脑，爱国将领，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积极主张抗日，1948年当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

于右任
1879--1964
原名伯循，字诱人，又名右任，别署“骚心”、“髯翁”，晚号“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
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艺术大家、一代书圣，爱国政治家、革命家，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教育家。曾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监察院院长。1962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离情绝唱《国殇》。逝世于台北。

杨虎城
1893--1949
原名忠祥，号虎臣，后改为虎城。陕西蒲城人。
著名抗日爱国将领。1924年参加国民党，担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职。1936年12月12日，同张学良将军联合一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被迫辞职并被蒋介石囚禁12年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

吴玉章
1878-1966
原名永珊，字树人，生于四川省荣县。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7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留法学生近两千人。1925年入党，1938年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

郑振铎
1898--1958
生于浙江永嘉。
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出版《鲁迅全集》1949年后历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钱玄同
1887～1939
原名夏，字中季，号疑古、逸谷，后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人。
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思想家。

刘半农
1891～1934
原名刘寿彭，改名刘复；字伴侬、瓣秾、半农，号曲庵。江苏江阴人。
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又是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陶行知
1891～1946
安徽歙县人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一生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李公朴
1902--1946
生于江苏淮安
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1936年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许多进步的通俗读物，包括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爱国运动"七君子事件"当事人之一。抗战胜利后，积极投身反内战、反独裁的进步事业，1946年7月11日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唁电："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邵力子
1881-1967
原名闻泰。浙江省绍兴县人。
近代教育家、政治家。清末举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上海大学代理校长。并与柳亚子发起组织南社。后任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1926年退出共产党。1927年后，任国民党司令部秘书长，中国公学校长，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陕甘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宣部部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副主席，国民外交学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副主席，民国政府驻苏大使。1949年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文联、华侨事务委员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苏友好协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任各种重要职务。

徐悲鸿
1895—1953
原名寿康，江苏宜兴人。
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自幼承袭家学，研习中国水墨画。1918年受蔡元培聘请，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9年留学法国、柏林、比利时研习素描和油画。1927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新中国建立后，任首届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徐悲鸿坚持现实主义艺术道路，创作了《田横五百士》、《九方皋》、《巴人汲水》、《愚公移山》等一系列对现代中国画、油画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的优秀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是我国伟大的爱国画家。

高鲁
1877～1947
字曙青，号叔钦。福建长乐人。
天文学家。中央观象台首任台长。1913年创办《气象月刊》，普及气象学和天文学知识。1915年此刊改为《观象丛报》，1930年更名为《宇宙》。1922年发起成立中国天文学会，并任首任会长。1927年筹划建立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著有《图解天文学》、《日晷通论》、《星象统笺》、《中央观象台过去与未来》、《相对论原理》等。

黎锦熙
1890-1978
字劭西，湖南湘潭人，“黎氏八骏”排行老大。
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在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师大、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历任教职。1924年出版《新著国语文法》一书，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白话文语法著作，使他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45年，与许德珩等倡导成立九三学社，还兼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1949年，与吴玉章、马叙伦、郭沫若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后更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理事会副主席。从事语文研究与教学近70年，涉及范围很广。主要贡献集中在推广普通话和汉字改革、汉语语法研究及辞典编纂方面。1949年后，积极参加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和检字法等项工作，并出版了《中国文字与语言》《汉语规范化论丛》等多部著作。主编了《汉语辞典》《国音字典》《学文化字典》《学习辞典》等。这些工具书都为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提高语文教学水平、推广普通话及汉语规范化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

徐凌霄
1882－1961
原名仁锦，字云甫，号简斋。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江苏宜兴人。
著名京剧评论家，在《新闻报》、《京报》、《实报》、《大公报》等副刊上发表京剧评论文章多篇，著有《皮黄文学研究》。1954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吴经熊
1899--1986
一名经雄，字德生，浙江省宁波人，著名法学家。
1921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受邀请出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和西北大学讲学。1933年，出任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公布有《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史称《吴氏宪草》。1949年赴美国任教。逝世于台北。

奚玉书
1902-1982
名毓麟，上海人，会计学家。
1920年入复旦大学商学院会计专科学习。1936年组建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当时中国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任主任会计师。1938年组织创办公信会计用品社。1939年创办主编《公信会计月刊》，连续出刊96期，持续达10年。1938－1952年主持创办诚明文学院商学系夜大，任系主任。逝世于美国。

刘仁航
1885--1938
徐州邳县人。
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翻译家，佛学家。兼通日文和英文，1918年与章太炎等在上海创办觉社，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佛学研究机构之一。主要著作《东方大同学案》，把儒、道、墨、法各家和佛教、天主教、耶稣教、伊斯兰教统统放在一起,万教归于"爱"。认为共产主义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又欲避免新旧矛盾，害怕阶级斗争，幻想以孔、老、杨、墨、耶、佛之学说，使人人不借外求自觉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由小康而进入大同。并曾捐舍其在故乡之田宅建立“大同村”和中华模范地方自治讲习所，实践其大同思想。

吴昌硕
1844-1927
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石尊者等。浙江孝丰人。
晚清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

林雨堂
1895--1976
原名和乐,后改名为玉堂,又改名为雨堂，福建龙溪人。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就读于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逝世于香港。

高梦旦
1870～1936
原名凤谦，字梦旦，福建长乐人。
现代著名出版家、编辑家、目录学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为国内最完备、影响最大的编译机构。改革部首偏旁检字方法，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创始人之一。其继任者王云五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四角号码检字法”的改进与推行。

王云五
1888～1979
名鸿桢、字日祥、号岫庐，笔名出岫、之瑞、龙倦飞、龙一江等。广东香山人。
现代出版家。1930年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积极推行科学管理法，开创商务印书馆日出新书一种的新局面，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书籍，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逝世于台北。

景梅九
1882～1961
名定成，字梅九，笔名老梅、灭奴又一人，晚号无碍居士。山西安邑城关人。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文学家、书法家。早年在日本投身同盟会。1947年参与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选为首届民革中央监委。在文字训诂方面有极深的造诣，享有“南章(太炎)北景”的盛誉；所著辛亥革命回忆录《罪案》一书，1924年出版后曾风靡一时；他的《〈石头记〉真谛》被推为开中国红学研究先河的专著之一。并曾翻译过但丁的长诗《神曲》、托尔斯泰的剧本《救赎》和泰戈尔的小说《家庭与世界》。

张元济
1867～1959
字筱斋，号菊生。生于广东。
张元济，出版家。光绪壬辰（1892）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参与戊戌变法。1901年投资商务印书馆，1926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

胡笠僧
1892-1925
胡笠僧即胡景翼。字笠僧，又作励生、立生。陕西富平人。
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

李石曾
1881-1973
原名李煜瀛，字石僧，笔名真民，真石增，晚年自号扩武，河北高阳人。
清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和蔡元培），早年曾发起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善书画,精鉴赏，1926年成立故宫博物院，任院长。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建设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吴稚晖
1865－1953
名敬恒，字稚晖，江苏人。
民国时期的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一生追随国民党却一生不入官门。1943年，拒任国民政府主席。逝世于台北，蒋介石题词“痛失师表”。

张溥泉
1882--1947
张溥泉，即张继。原名溥，字溥泉。河北沧县人。
国民党元老，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民国国会第一届参议院议长，积极参与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活动。历任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

焦易堂
1879—1950
又名希孟，陕西武功县人。
1909年加入同盟会。1928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33年与戴季陶、于右任、张继等国民党元老，力主发展大西北。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最高法院院长。被孙中山誉为“秦中杰士”。逝世于台北。

陈立夫
1898--2001
名祖燕，号立夫。浙江省吴兴县人，陈果夫之弟。
中国国民党政治家，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其二叔陈英士(陈其美)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其跨越两个世纪100年的一生中，以20世纪50年代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替罪羊为界，正好分前后两个50年。前50年，他是政治人物；后50年，他潜心于研究中国文化，著述甚丰，再度引起华人学术界的重视。

戴季陶
1891--1949
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生于四川广汉。
国民党理论家。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1925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长期为国民党出谋划策。1949年2月11日在广州自杀。

王用宾
1881-1944
山西临猗人。
国民党政要。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历任山西省临时议会议长、河南省代理省长、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司法行政部部长等职。

周作人
1885--1967）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留学日本，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署督办等职。解放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江亢虎
1883年--1954年
又名江绍铨。江西上饶人。
自称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鼻祖，被公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第一人。斯诺在《西行漫记》记述毛泽东曾经从江亢虎书中了解社会主义。后沦为汉奸。清末四品京官，创立三所女学传习所，成为当时学界著名的佳话。1910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游历了日本、英、法、德、荷兰、比利时和沙俄等国，回国后即宣导社会主义。1911年7月在上海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辛亥革命爆发后，11月成立中国社会党，是中国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主张个人自治、世界大同。李大钊、顾颉刚、叶圣陶等曾为该党支部成员。后投靠北洋政府，1937年后，依附日军。曾在汪伪政权任职。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起诉，被判无期徒刑。

高潜子
清末画家。

蔡周峻
画家。作品《蔡孑民(元培)先生像》参展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

黄警顽
1894--1965
别号心村，上海人。
社会活动家。1907年考入商务印书馆。上海图书馆协会发起人之一，创办晨光民众图书馆，赞助晨更工学团。以朋友多、交际广、热心社会工作、肯助人而闻名于上海滩，人称“交际博士”，曾资助20岁的徐悲鸿等青年才俊。译著有卡耐基的《处世与交友》，著有《二十年社交经验谈》、《社会交际学》、《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十年》。

姬觉弥
1885年--1964年
本名潘小孬，生于江苏睢宁。
上海犹太地产爱俪园总管，哈同洋行经理。创办仓圣明智大学，自任校长，课程注重《说文解字》和佛经，曾聘请王国维、章太炎等国学大师任教。主持翻译了第一部《古兰经》中文全译本。曾资助徐悲鸿。逝世于香港。

连震东
1904--1986
字定一，台南市人。
台湾地区政治人物，为前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父亲。1929年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科，1931年前往大陆，投靠中国国民党元老张继，并且在张继的提拔下加入国民党。1960年任台湾地区“内政部长”，1976年获聘“总统府国策顾问”，1980年获聘为“资政”。

连战
1936--
字永平，台湾台南人，祖籍福建漳州，生于陕西西安。
中国国民党荣誉党主席。得名于其祖父晚清民初大儒连横遗言：“中、日必将一战，若生男则名连战”。1946年随母赴台，1953年考入台湾大学政治系，1965年获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68年任台湾大学政治系暨政治研究所主任。1975年从政，历任国民党“外交部长”、“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副总统”，于李登辉下台后当选为国民党主席，认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主张发展两岸关系，致力台海和平。2005年以国民党主席身份率国民党大陆访问团访问大陆，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是两党自1945年重庆谈判后再度举行的最高领导人会谈。会谈后，胡锦涛与连战共同发布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同年卸任国民党主席，被推举为荣誉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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